黃競武簡介資料(個人簡曆圖片)
1947年秋,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陷於絕境,經濟上瀕於崩潰,為維持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頒布所謂“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對愛國民主力量和民主革命運動,采取-,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使各民主黨派和團體的活動-轉入地下。對此,黃競武非常憤慨,他說:“國民黨反動派嚴禁民主黨派活動,目的是想分化、鎮壓民主力量,孤立中共,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他堅定地說:“目前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救中國”。他竭力主張民建展開地下鬥爭。
1948年冬,大多數民主黨派的領導同誌響應黨的召喚,在地下黨同誌的聯係安排下,先後撤離上海奔赴解放區。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和工作需要,民主建國會決定在上海設立臨時幹事會,在黨的領導下從事地下鬥爭。黃競武臨危受命,被推舉為常務幹事。在環境如此惡劣的-統治下,不畏艱險,積極設法開展工作。他在上海建國中路153號找到一幢三層樓的花園住宅,經了解,房主王元康是浙贛鐵路局局長,思想傾向民主,就租賃下來,作為民建組織部門的一個地下機關,派同誌常駐留守,辦理日常事務和接待來滬聯係工作的民建領導如胡厥文、楊衛玉、姚維鈞等;保管組織文件和會員名冊及通訊地址等,並自己經常在此主持和布置工作。另外他把中央銀行404室辦公處和虯江路、圓明園路、職教社留守機關等地作為民建會組織部門的秘密活動據點,發展和聯絡在滬的民建會會員,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介紹時局發展動向,鼓舞大家努力工作,積極參加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陰謀的鬥爭。對於國民黨特務造謠誣蔑共產黨、民主人士的言辭,黃競武總是十分憤怒,大罵他們卑鄙無恥,要大家利用各種機會向全體民建成員和工商界人士宣傳,不要被國民黨的報紙宣傳所迷惑和欺騙。他說:宣傳就是鬥爭,要大家不放過任何揭露國民黨罪行和宣傳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機會。在此期間,他不辭辛勞,每晚易地開會,研究工作,積極參與領導了民建會對敵人的艱苦鬥爭。
1949年春,上海臨近解放。為了迎接解放軍渡江,根據中共地下組織的指示,黃競武利用自己在中央銀行工作的有利條件,收集和整理國民黨政府“四行兩局”的有關金融和軍事情報。他常常告誡同誌們:“我們不能坐等解放軍來,我們要做配合工作,打擊那些官僚資本。”“我們要保存國家財產,不讓國民黨轉移。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麽養活100萬人口?我們要團結工商界朋友,使他們組織起來,準備為新中國服務。”他父親黃炎培昔日的工商界 和他相識的資源委員會科技人員,在他苦口婆心的反複宣傳、解釋、勸說下,都紛紛留了下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有用人才和骨幹力量。
1949年4月下旬,國民黨反動統治已處於土崩瓦解的境地,他們對民主力量和民主活動更加仇恨百倍,殘酷鎮壓。局勢是這樣的危險、複雜,個人的安危生死往往難於捉摸。看著一個個自己同誌被捕殘殺,黃競武更看透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猙獰麵目,更熱切盼望著人民革命戰爭的早日勝利。身處險境,他從容鎮定,囑咐同誌們“將民建會的組織名冊和重要文件,轉移到安全地方妥為保存”,而自己則堅守在原來的工作崗位上。當時,黃炎培已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安排下,由上海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參加中國人民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解放區的廣播電台也已向社會各界廣播了這條消息。民建上海臨時幹事會的一些同誌考慮到黃競武是黃炎培的兒子,留在敵統區上海目標較大,曾多次懇切地勸他離滬暫避,並替他聯係了蘇州、川沙兩處較安全的避難處所。然而他堅決不肯接受這個建議,他說:“現在的工作很重要,我決不能因個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於停頓。越是危險時刻,越是緊要關頭,越要堅守崗位”。當他在工作中得知國民黨政府準備把中央銀行的黃金財物全部偷運到台灣去的消息後,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影響下,立刻以中央銀行稽核的身份聯合銀行職工起來-拒運,並動員報社記者在報界載文揭露。不久,在上海的大小報紙上接連刊登了工商界向立法、監察兩院質詢、彈劾的消息,使蔣介石十分惱火,也使國民黨政府偷運金銀財物去台灣的計劃未能全部實現。
如果說,黃競武在中央銀行方麵是破壞敵人偷運金銀財物去台灣計劃為己任的工作,是為了更好地建設一個即將迎來的新世界,那麽,他在黨的領導下,加緊對國民黨軍隊開展策反工作,則是為了加速摧毀黑暗的舊世界。早在1949年2月,經中央銀行中共地下黨員吳藻溪的介紹,黃競武與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的李正文接上關係,成了策反工委的一位黨外工作人員。他與李正文單線聯絡,定期向策反工委匯報工作。麵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身為財政部高級官員的黃競武,曾多次坦誠地對李正文說:“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擦亮了許多國民黨愛國將領的眼睛。國民黨大勢已去,人心已背,中國將由共產黨來領導統一,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歸宿。現在已沒有一個傻瓜,願當中華民族開曆史倒車的罪人,來阻撓中國的統一,而願與蔣家王朝共存之,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陪葬品的。”接著他說:“國民黨中的文武官員,盡管覺醒有先後,但都逐步地越來越看清了前途,願意在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上做出自己可以做出的貢獻。現在,不是你策他的反,而是他們紛紛自動找共產黨的門路順應曆史發展的必然。”還說:“我對幫助國民黨愛國文武官員搞牽線搭橋工作,是非常高興的,感到很光榮。”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在陳毅、鄧小平、劉伯承的領導下,對上海形成了包圍之勢。黃競武認為:“謀所以速上海解放者,莫瓦解湯恩伯匪軍若。”在征得中共地下組織同意後,利用同學關係,不僅使國民黨政府所屬的裝備精良的稅警團同意在條件許可時棄暗投明,而且與國民黨某軍的要人取得聯係,談判“虛江灣閘北一線,俾我軍入滬”。正當商談即將成功時,5月12日上午,黃競武在中央銀行的辦公室內,不幸被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逮捕。
黃競武被捕後-在南車站路190號上海保密局的監房裏。他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勢難逃生。但他沒有絲毫的畏懼,也沒有任何懊喪。幾次被提審,就幾次痛斥國民黨用法西斯手段踐踏民主,侵犯-,任憑嚴刑拷打,始終沒有吐露半點敵人所要的機密,保護了同誌和戰友,保護了民建組織和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領導。5月17日深夜,特務們終於下毒手了。這夜,每隔20分鍾,就從牢房中提走一個人,一共提走了九個人。黃競武是第八個。提出去的人沒有一個再回到牢房,黃競武與他的難友一起在黎明前被垂死掙紮的敵人殘酷地殺害了。上海解放後的6月3日《大公報》作了“匪黨殺人慘絕人寰,愛國誌士被活埋”的新聞報導。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黃競武為革命烈士。黃競武的忠骸安葬在他的家鄉川沙烈士公墓。民建上海市委員會已故主任盛丕華為他題寫了墓碑。年年清明,烈士墓上總是陳放著不少花圈,受到人民群眾的憑吊祭掃。黃炎培在黃競武烈士犧牲不久,曾為他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文中說:“競武!你死了,倘若你預知死後八天,上海六百萬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國四萬萬七千萬人民將先後得到解放,競武!你雖死得慘,也可以安心了。”當時中共中央周恩來副主席、陳毅市長等都致電親屬悼念慰問。
今天,黃競武烈士已離開我們有50多年了,而他那種堅定不移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忠貞不屈地獻身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愛國主義精神,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紀蘊珠)
黃競武,1903年出生於上海川沙縣。1916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中等科,四年後直升高等科。1924年考取公費留學,赴美國安抵克大學學習文科基礎,後轉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獲碩士學位。1929年秋回上海,擔任上海鹽務稽核所會計。1931年,調任蚌埠稽核所所長,仍繼續推行改良政策,革除時弊,成績斐然。1937年,七七事變後南撤四川,任重慶中央銀行稽核專員,一度擔任周恩來與美國人士談話的翻譯。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總部組織委員會委員、國外關係委員會委員,積極開展愛國民主活動。1945年8月回上海,擔任上海中央銀行稽核專員,加入民主建國會。
1947年秋,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陷於絕境,經濟上瀕於崩潰,為維持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頒布所謂“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對愛國民主力量和民主革命運動,采取-,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使各民主黨派和團體的活動-轉入地下。對此,黃競武非常憤慨,他說:“國民黨反動派嚴禁民主黨派活動,目的是想分化、鎮壓民主力量,孤立中共,這是萬萬辦不到的。”他堅定地說:“目前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救中國”。他竭力主張民建展開地下鬥爭。
1948年冬,大多數民主黨派的領導同誌響應黨的召喚,在地下黨同誌的聯係安排下,先後撤離上海奔赴解放區。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和工作需要,民主建國會決定在上海設立臨時幹事會,在黨的領導下從事地下鬥爭。黃競武臨危受命,被推舉為常務幹事。在環境如此惡劣的-統治下,不畏艱險,積極設法開展工作。他在上海建國中路153號找到一幢三層樓的花園住宅,經了解,房主王元康是浙贛鐵路局局長,思想傾向民主,就租賃下來,作為民建組織部門的一個地下機關,派同誌常駐留守,辦理日常事務和接待來滬聯係工作的民建領導如胡厥文、楊衛玉、姚維鈞等;保管組織文件和會員名冊及通訊地址等,並自己經常在此主持和布置工作。另外他把中央銀行404室辦公處和虯江路、圓明園路、職教社留守機關等地作為民建會組織部門的秘密活動據點,發展和聯絡在滬的民建會會員,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介紹時局發展動向,鼓舞大家努力工作,積極參加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陰謀的鬥爭。對於國民黨特務造謠誣蔑共產黨、民主人士的言辭,黃競武總是十分憤怒,大罵他們卑鄙無恥,要大家利用各種機會向全體民建成員和工商界人士宣傳,不要被國民黨的報紙宣傳所迷惑和欺騙。他說:宣傳就是鬥爭,要大家不放過任何揭露國民黨罪行和宣傳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機會。在此期間,他不辭辛勞,每晚易地開會,研究工作,積極參與領導了民建會對敵人的艱苦鬥爭。
1949年春,上海臨近解放。為了迎接解放軍渡江,根據中共地下組織的指示,黃競武利用自己在中央銀行工作的有利條件,收集和整理國民黨政府“四行兩局”的有關金融和軍事情報。他常常告誡同誌們:“我們不能坐等解放軍來,我們要做配合工作,打擊那些官僚資本。”“我們要保存國家財產,不讓國民黨轉移。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麽養活100萬人口?我們要團結工商界朋友,使他們組織起來,準備為新中國服務。”他父親黃炎培昔日的工商界 和他相識的資源委員會科技人員,在他苦口婆心的反複宣傳、解釋、勸說下,都紛紛留了下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有用人才和骨幹力量。
1949年4月下旬,國民黨反動統治已處於土崩瓦解的境地,他們對民主力量和民主活動更加仇恨百倍,殘酷鎮壓。局勢是這樣的危險、複雜,個人的安危生死往往難於捉摸。看著一個個自己同誌被捕殘殺,黃競武更看透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猙獰麵目,更熱切盼望著人民革命戰爭的早日勝利。身處險境,他從容鎮定,囑咐同誌們“將民建會的組織名冊和重要文件,轉移到安全地方妥為保存”,而自己則堅守在原來的工作崗位上。當時,黃炎培已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安排下,由上海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參加中國人民新政協的籌備工作。解放區的廣播電台也已向社會各界廣播了這條消息。民建上海臨時幹事會的一些同誌考慮到黃競武是黃炎培的兒子,留在敵統區上海目標較大,曾多次懇切地勸他離滬暫避,並替他聯係了蘇州、川沙兩處較安全的避難處所。然而他堅決不肯接受這個建議,他說:“現在的工作很重要,我決不能因個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於停頓。越是危險時刻,越是緊要關頭,越要堅守崗位”。當他在工作中得知國民黨政府準備把中央銀行的黃金財物全部偷運到台灣去的消息後,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影響下,立刻以中央銀行稽核的身份聯合銀行職工起來-拒運,並動員報社記者在報界載文揭露。不久,在上海的大小報紙上接連刊登了工商界向立法、監察兩院質詢、彈劾的消息,使蔣介石十分惱火,也使國民黨政府偷運金銀財物去台灣的計劃未能全部實現。
如果說,黃競武在中央銀行方麵是破壞敵人偷運金銀財物去台灣計劃為己任的工作,是為了更好地建設一個即將迎來的新世界,那麽,他在黨的領導下,加緊對國民黨軍隊開展策反工作,則是為了加速摧毀黑暗的舊世界。早在1949年2月,經中央銀行中共地下黨員吳藻溪的介紹,黃競武與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的李正文接上關係,成了策反工委的一位黨外工作人員。他與李正文單線聯絡,定期向策反工委匯報工作。麵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身為財政部高級官員的黃競武,曾多次坦誠地對李正文說:“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擦亮了許多國民黨愛國將領的眼睛。國民黨大勢已去,人心已背,中國將由共產黨來領導統一,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歸宿。現在已沒有一個傻瓜,願當中華民族開曆史倒車的罪人,來阻撓中國的統一,而願與蔣家王朝共存之,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陪葬品的。”接著他說:“國民黨中的文武官員,盡管覺醒有先後,但都逐步地越來越看清了前途,願意在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上做出自己可以做出的貢獻。現在,不是你策他的反,而是他們紛紛自動找共產黨的門路順應曆史發展的必然。”還說:“我對幫助國民黨愛國文武官員搞牽線搭橋工作,是非常高興的,感到很光榮。”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在陳毅、鄧小平、劉伯承的領導下,對上海形成了包圍之勢。黃競武認為:“謀所以速上海解放者,莫瓦解湯恩伯匪軍若。”在征得中共地下組織同意後,利用同學關係,不僅使國民黨政府所屬的裝備精良的稅警團同意在條件許可時棄暗投明,而且與國民黨某軍的要人取得聯係,談判“虛江灣閘北一線,俾我軍入滬”。正當商談即將成功時,5月12日上午,黃競武在中央銀行的辦公室內,不幸被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逮捕。
黃競武被捕後-在南車站路190號上海保密局的監房裏。他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勢難逃生。但他沒有絲毫的畏懼,也沒有任何懊喪。幾次被提審,就幾次痛斥國民黨用法西斯手段踐踏民主,侵犯-,任憑嚴刑拷打,始終沒有吐露半點敵人所要的機密,保護了同誌和戰友,保護了民建組織和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領導。5月17日深夜,特務們終於下毒手了。這夜,每隔20分鍾,就從牢房中提走一個人,一共提走了九個人。黃競武是第八個。提出去的人沒有一個再回到牢房,黃競武與他的難友一起在黎明前被垂死掙紮的敵人殘酷地殺害了。上海解放後的6月3日《大公報》作了“匪黨殺人慘絕人寰,愛國誌士被活埋”的新聞報導。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黃競武為革命烈士。黃競武的忠骸安葬在他的家鄉川沙烈士公墓。民建上海市委員會已故主任盛丕華為他題寫了墓碑。年年清明,烈士墓上總是陳放著不少花圈,受到人民群眾的憑吊祭掃。黃炎培在黃競武烈士犧牲不久,曾為他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文中說:“競武!你死了,倘若你預知死後八天,上海六百萬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國四萬萬七千萬人民將先後得到解放,競武!你雖死得慘,也可以安心了。”當時中共中央周恩來副主席、陳毅市長等都致電親屬悼念慰問。
今天,黃競武烈士已離開我們有50多年了,而他那種堅定不移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忠貞不屈地獻身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愛國主義精神,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
(紀蘊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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